極端天象頻至，全球氣候治理何分彼此？

 來源：中國新聞網 | 2021年04月16日14:51　　

繼今年3月近十年來最強沙塵暴天氣席捲中國北方大部分城市和多個東亞國家後，4月14日至16日，內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區東部、華北北部、東北地區西部自西向東再次出現沙塵暴、揚塵和浮塵天氣，部分地區有短時PM10重度污染。

　　今年以來，全球極端天象頻至。美國遭遇極寒天氣，多地出現史上最低溫度紀錄；英國受暴風雨侵襲，引發罕見冬季洪水；澳大利亞城市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地區遇60年以來最嚴重洪災；日本多地遭遇強降雪，局部地區積雪厚度超2米。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14日至17日訪問上海，也是為氣候問題而來。

　　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為何多發頻發？人類又該如何應對？

　　“在氣候問題上，各國之間沒有屏障。”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書肖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三月間起源於蒙古國的強沙塵暴乘風而來，高度達上千米，數米的防護林是無法阻擋的。本次沙塵天氣由今年第三次蒙古氣旋東移導致。今春影響中國的沙塵明顯增多，是異常氣候模式下帶來的結果。這也形像地說明，極端天氣無國界，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

　　緣何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至？

　　近年來，得益於大力植樹造林和防沙治沙，中國境內，尤其是北方的沙塵天氣已有明顯好轉。王書肖表示，在本次強沙塵傳輸過程中，中國千萬公頃防護林發揮了作用，使沙塵暴途經中國曾經的沙源地時，沒有進一步增加強度。

　　有分析人士指出，近年來全球溫度持續上升，不斷突破歷史紀錄，同時高緯度地區升溫幅度平均大於低緯度地區。這一氣候變化趨勢或導致強沙塵天氣頻次的增加。

　　相比呼嘯而過的沙塵，極寒天氣、高溫熱浪、洪澇乾旱等極端天氣會帶來更嚴重威脅。首屆氣候適應峰會2021年初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時，一項數據顯示，極端氣候災難使全球經濟在本世紀損失2.56萬億美元，過去20年有約48萬人死於與極端天氣有關的自然災害。

　　極端天氣頻現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王書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全球變暖會使一些類型的極端天氣更頻繁或更強烈。此外，日常和季節性天氣模式以及自然氣候模式也會影響極端天氣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世界氣象組織(WMO)今年初發布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平均氣溫比1850至1900年期間水平高出1.2攝氏度，是有紀錄以來的3個最暖年份之一。

　　“氣候變化帶來兩個事實，一是全球變暖，二是極端天氣多發頻發。”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氣候服務首席專家周兵指出，持續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導致氣候系統所有組成部分進一步變暖並出現長期變化，從而增加造成人類及生態系統嚴重的、普遍的、不可逆影響的可能性。

　　《霧都孤兒》的時代結束了麼？

　　“1990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表第一次評估，首次確認了氣象災害與氣候變化相關聯的科學基礎。”周兵介紹，該報告認為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全球氣候變暖一半以上是由人類活動造成，並促使聯合國大會作出製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決定。

　　然而，還有不少人在質疑全球變暖理論，導致各國在製定氣候政策時首鼠兩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其任期內一直對氣候科學持懷疑態度，視全球氣候變化為一場“騙局”，並於2017年6月以“給美國帶來不公平的經濟負擔”為由宣布退出《巴黎協定》。

　　王書肖表示，不可否認歷史上確實存在更暖的時期和更高的地表溫度，但目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的濃度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高。

　　夏威夷莫納羅阿天文台2019年5月測量數據顯示，當時二氧化碳濃度已超415.26ppm，比工業革命前全球平均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了約48%。

　　工業革命時期，煤炭被大規模應用在工業生產和日常生活中，數以十萬計的煙囪、蒸汽機釋放出大量煙塵和二氧化硫，但那時人們普遍將滾滾濃煙視為一種進步、繁榮的象徵。

　　“夜色一片漆黑，大霧瀰漫。店舖裡的燈光幾乎穿不過越來越厚濁的霧氣，街道、房屋全都給包裹在朦朧混濁之中。”英國著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1838年以霧都倫敦為大背景創作了寫實小說《霧都孤兒》，使“霧都”形像根植人心。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迎來高速發展。但繁華之下，空氣污染、剝削壓迫、貧窮等隨之而來。

　　1930年1月，比利時發生馬斯河谷煙霧事件，是20世紀有紀錄以來最早的一次大氣污染慘案。美國洛杉磯上世紀40年代初發生光化學煙霧事件，危害延續了數十年。英國倫敦1952年12月發生持續5天的毒霧事件，造成數千人死亡。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在上世紀也相繼面臨污染威脅。

　　為此，比利時在馬斯河谷煙霧事件後出台《反對大氣污染法》，同時優化發展方式、鼓勵綠色交通。美國聯邦政府於1955年、1963年、1967年先後頒布《空氣污染控制法》《清潔空氣法》和《空氣質量法》，直至2007年洛杉磯地區的空氣才達到清潔標準。英國在1956年頒布《清潔空氣法案》，後來用30年才摘掉倫敦“霧都”帽子。

　　“空氣污染雖得以基本解決，但長期累積的溫室氣體作用仍持續加劇。這也是現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減排責任分配上存在明顯分歧的歷史原因之一。”周兵表示，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歷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都遠高於發展中國家，但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受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卻相對較大，適應氣候變化能力也更弱。此外，資金援助、技術轉讓等領域分歧也為全球治理帶來挑戰。

　　如何彌合分歧、為地球降溫？

　　自20世紀80年代起，氣候變化逐漸成為涵蓋全球治理、外交、環保、經濟發展等領域的綜合議題。人類也愈加警醒，地球生命共同體的重要性、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

　　“從科學認識氣候變化到建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製度，國際社會經歷了很長時間。”周兵強調，極端天氣並非僅影響某一地區、某一人群，而是具有全球性或區域聯動性，牽一發動全身地產生難以預測後果的蝴蝶效應。

　　周兵進一步介紹，從1992年多國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如今《巴黎協定》進入全面落實的關鍵階段，國際氣候治理逐步從“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向“國家自主貢獻”推進，謀求以製度設計彌合分歧。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兩大經濟體，也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居前的國家。周兵強調，在國際氣候治理中，大國作用和責任更加突出。

　　據統計，“十三五”期間，中國單位GDP(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計下降18.2%，全國實現超低排放的煤炭機組達到8.9億千瓦，佔煤電總裝機容量的86%。中國建成的世界最大規模超低排放清潔煤電供應系統，光伏、風能裝機容量、發電量均居世界首位，全國清潔能源佔能源消費的比重達23.4%。

　　同時，在2020年9月舉辦的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中國首次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12月，中國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進一步宣布，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一系列新舉措。

　　美國總統拜登就職首周即在白宮簽署多項政令，宣布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政策舉措。2月19日，美國宣布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白宮日前發表聲明稱將於本月舉辦領導人氣候峰會。各種跡象表明，美國也正在從無視氣候變化、廢除氣候變化道路上“回歸”。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是中美雙方重要的合作領域之一。14日至17日，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訪華期間，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同其在上海舉行會談，就中美氣候變化合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等交換意見。

　　“克里任美國務卿期間曾與解振華共同參與《巴黎協定》制定，並推動發表《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眼下，兩人重新對話，或為中美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注入積極因素和確定性。”鄒驥表示。

　　惟合作能推進全球氣候治理

　　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回溯歷史，中西方文明有不少關於氣候與極端天氣的記載。千百年來，人類面臨各種災害的侵襲，對災害的抗爭和思考也從未停止。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研究部教授王學斌介紹，在人類無法對自然現像作出科學合理解釋的原始社會，往往神化風雨、雷電、洪水等現象，以大洪水為題材和背景的傳說是流傳範圍最廣的神話類型之一。

　　中國古籍《山海經》中詳細記載了三皇五帝時期洪水氾濫，大禹率領民眾歷時13年與洪水鬥爭，最終獲得勝利的傳說。在西方，《舊約聖經》中明確記載了大洪水的起因、過程和結果，以及諾亞方舟的建造方法和最終停靠的時間、地點。此外，在古巴比倫的《吉爾伽美甚史詩》、古印度的梵書聖典《百道梵書》、瑪雅的聖書，以及墨西哥人、希臘人的古書記載中也都出現過“洪水滅世”的有關傳說。

　　王學斌說，中國上古洪水神話與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的洪水神話屬於不同類型。面對自然災害，不同民族的人們應對方式是存在差異的，但這恰恰體現了人類文明的多元並進。中國的應對方案用一個字總結就是“治”。

　　周兵表示，在氣象觀測儀器發明前，人類對氣象災害的感知僅停留在“靠天吃飯”階段。隨著氣象科學的發展，人類才逐漸對氣候及極端天氣現象產生與時俱進的認識。

　　事實上，人類並未治愈對於自然災害的普遍恐懼，只是對像從傳說中的“洪水滅世”變成今時的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鄒驥呼籲，面對氣候變化，各國都應從短期利己主義中跳脫出來，用長遠目光和大局意識去審視現狀，尋找應對策略，在合作之中推進解決問題。

　　和合共生，命運與共。周兵強調，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共同的難題，需要全球所有國家共同努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有助全球氣候治理開啟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