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度困境到司法失衡：解析助理費爭議的核心

《作者為前臺中市議員冉齡軒》 

助理制度改革不是單純的行政問題，而是台灣民主能否更成熟的重要關鍵。助理是協助民意代表選民服務，是連結民意與社會的橋梁。唯有讓助理更組織化、更制度化、更專業化，台灣的民主才能更穩固、更透明、更具國際水準。

建議立法院陳玉珍等多位立委提案：民意代表助理費除罪案同時應該修法，盼各界共同參與，讓助理費在沒有法條下讓民代觸法，同時此次提案是民主前進的重要力量。

針對國民黨立委陳玉珍近期領銜提出的《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修正案，引發基層助理強烈反彈與社會議論，有必要從選舉制度、基層運作與司法實務三方面補充詮釋。

首先，如青年共好協會理事長張育萌所言，光是2025年已有11名國民黨籍民意代表因助理費案遭判決，這類案件確實是長年跨黨派存在的制度性問題。然而，張育萌並無參選、經營服務處的實務經驗，因此其觀察集中於法院判決的表象，而忽略民意代表在選舉制度下被迫承擔的「自籌經費現實」。

事實上，台灣的立委、議員選舉高度依賴個人募款與自掏腰包，助理費制度亦未能反映真實的人力需求。許多助理願意共體時艱，共同維持服務處公積金、分攤公共開銷，使選民服務得以正常運作，這些均屬於公務需求下的合理調度，而非社會輿論所誤解的「貪污」。

其次，目前的實務情況是：只要民意代表涉及助理費案，檢調便會意指助理轉為污點證人，運用《證人保護法》對其施壓以取得不利證詞，形成高度不對等的偵查環境，使民代在尚未審判前即遭政治性重創。尤其常見於選前一年大規模搜索服務處，導致民代無法順利參選、甚至提早被貼上罪名。這些現象正是制度設計失衡的證據，亦是推動除罪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助理費除罪化並非「替特定政黨洗白」，而是要面對政壇長期未解的「歷史共業」：立法未完善、人力制度與選舉文化脫節、司法解釋偏差並放大懲罰，最終導致民代與助理皆受害。唯有透過制度性修法，回到民意代表的真實工作需求與財務結構，才能保障政治參與的公平性，也避免司法過度入侵選舉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