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言論點燃烽火？北京重提「敵國條款」的歷史警示與現實盤算

新華報導＼1987創刊

當日本內閣官員高市早苗再次觸碰靖國神社這一敏感神經，並發表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言論時，北京方面迅速作出反應。然而，這次的回擊並非僅止於言詞抗議，而是祭出了一份塵封已久的法律文件——《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中國外交部門透過其駐日使館，公開重申該條款的內容：一旦如日本等前軸心國有再次實施侵略政策的跡象，聯合國創始成員國有權不經安理會授權，直接採取軍事行動。此舉瞬間引爆輿論，也將這幾條幾乎被人遺忘的古老法條，重新拉回國際政治的聚光燈下。這番操作的真正意涵是什麼？這柄懸於歷史深處的利劍，在今日的國際法舞台上，究竟是切實可行的威懾，還是一場精心計算的政治表演？

要理解其深意，必須回溯至一九四五年，世界剛從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狂熱中掙脫，聯合國的創始者們在擘劃永久和平的藍圖時，於《聯合國憲章》中埋入了一道特殊的「安全閥」。這便是由第53條、第77條及第107條構成的「敵國條款」體系。其核心精神，是賦予二戰的勝利者一項超乎常規的權力，一道防止歷史重演的剛性枷鎖。這項設計，是那個時代對戰爭創傷最直接的反應，旨在徹底根除侵略戰爭的火苗。

俄羅斯外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首相發言提出官方說詞

然而，時光流轉近八十載，世界格局早已滄海桑田。昔日的「敵國」不僅洗心革面，更已深度融入國際體系。德國憑藉深刻的歷史反省與歐洲一體化的引擎角色，成為備受尊敬的國家；日本則以和平憲法為基石，成為全球經濟與科技的巨擘，並是聯合國的主要財政貢獻者。它們早已不是憲章起草者筆下的威脅，而是維繫現行國際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敵國條款」的法律地位顯得無比尷尬，其動用的可能性，在現實層面幾乎為零。

事實上，國際社會早已對其「名存實亡」達成高度共識。一九九五年，聯合國大會便通過決議，正式宣告這些條款已經「過時」。這份決議雖不具備修改憲章的法律效力，卻無疑是對這些條文的政治死刑判決書。從法理上看，其授權單邊軍事行動的內容，也與憲章中「禁止使用武力」及「安理會中心主義」等核心原則構成尖銳衝突。在現代國際法學者眼中，這些原則已上升為不容挑戰的「國際強行法」，其位階遠高於「敵國條款」這類歷史性的例外規定。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從未有任何國家真正援引這些條款作為軍事行動的法理依據，它在實踐的層面，早已是一紙空文。

既然如此，為何這柄歷史的利劍至今仍未被熔入史冊？原因在於修改《聯合國憲章》的程序極為嚴苛，需要包括所有常任理事國在內的三分之二會員國同意。任何試圖觸動憲章文本的舉動，都可能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引發各方勢力就安理會改革等更敏感議題的政治角力。於是，刪除「敵國條款」這項爭議不大的提案，便在更宏大的政治盤算中被長期擱置。

（圖片取自網路）共軍無人軍團

正因其「法律上存在，政治上過時」的模糊狀態，讓「敵國條款」在當代淪為一種獨特的政治符號與外交工具。當高市早苗的言論挑戰歷史定論時，北京重提此條款，其用意顯然不在於真的要採取軍事行動，而是在地緣政治的博弈中，打出一張結合歷史與法律的牌。其目的在於：一、對日本右翼勢力發出最嚴厲的警告；二、向國際社會凸顯自身作為二戰戰勝國與戰後秩序維護者的地位；三、藉此凝聚國內的民族情感，並將對方的行為置於「可能引發戰爭」的框架下進行批判。它不再是一個可操作的法律選項，而是一面映照歷史、折射現實政治的稜鏡。

最終，「敵國條款」的命運，深刻地揭示了國際法的本質：它既是崇高原則的體現，也是現實政治的產物。這些條文如同法律的活化石，封存著一個時代的恐懼與決心。雖然它們的鋒刃早已被歲月磨鈍，但在政治人物的言辭交鋒中，其影子依然足以攪動波瀾。它提醒著世界，和平的秩序並非理所當然，而歷史的記憶，無論多麼令人不安，總會在不經意間，以各種形式重返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