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台灣人曾是日本人」掀波瀾 解構國籍轉換下的歷史荒謬感

新華報導＼1987創刊

前內政部長徐國勇一句「日本戰敗前，台灣人就是日本人」的簡潔論斷，再次將台灣近代史上最敏感、也最富爭議的一頁攤在公眾面前。此言一出，隨即引發推論：那麼1945年後，中華民國政府是否就是將這群法律上的「日本人」，集體變更為中華民國國民？這個看似順理成章的推導，卻在許多人心中激盪出強烈的「荒謬感」。這份荒謬感的背後，並非源於對歷史事實的全然否定，而是來自於法律的冰冷條文與人民真實情感之間的巨大鴻溝。

要剖析這個議題，必須回到1895年的歷史現場。當大清帝國在甲午戰爭中落敗，一紙《馬關條約》將台灣與澎湖的命運徹底改變。「永久割讓」四個字，不僅是領土的轉移，更是島上數百萬人國籍的強制變更。依據當時的國際法慣例，除了少數選擇在兩年內變賣家產、離鄉背井的人之外，絕大多數留下的台灣住民，其法律身分便從「大清子民」轉換為「大日本帝國臣民」。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法律事實。在日治的半個世紀裡，台灣人的戶籍謄本上烙印的是日本國籍，他們在法律上適用日本的法規，甚至在戰爭末期被徵召，為一個他們內心未必認同的帝國而戰。

因此，從純粹的法理角度審視，徐國勇的說法並無不妥。它精準地指出了在那個特定的時空框架下，台灣人民所歸屬的法律身分。同樣地，1945年日本戰敗後，作為同盟國代表前來接收的中華民國政府，執行「國籍轉換」的程序，將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納為國民，亦是主權轉移下的常規操作。然而，歷史的複雜性與人性的幽微，從來不是幾條法律條文所能完全承載的。那份深植人心的「荒謬感」，正是源於這段歷史中「被決定」的無奈與身分認同的撕裂。

這份荒謬感首先來自於「日本人」這個標籤的不對等性。當時的台灣人雖具日本國籍，卻從未享有與日本內地國民同等的權利。從教育的差別待遇、晉升的天花板，到參政權的限制，處處可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那道無形的牆。他們是法律上的「臣民」，卻是現實中的「二等公民」。這種被強加的、不平等的國籍，更像是一件不合身的制服，而非發自內心的歸屬。將一群在殖民統治下掙扎求存的人，與殖民者簡單地以「日本人」一詞等同視之，無疑是抹去了歷史情感中最深刻的傷痕。

其次，荒謬感也來自於1945年那場看似「光復」的國籍再轉換。中華民國政府以「恢復」中華民國國籍來定義這次的轉變，但對許多在1895年後出生、從未經歷過大清統治的台灣人而言，這更像是一次陌生的「賦予」。他們從一個不完全認同的「日本」身分，被動地轉入一個他們尚不熟悉的「中華民國」身分。整個過程中，個人的意願與選擇權幾乎不存在。這場由戰勝國主導的國籍集體變更，對島上的人民來說，更像是命運的又一次翻轉，而非自主的認同回歸。

最終，徐國勇的言論與其引發的爭議，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台灣社會內部對於自身歷史定位的多元詮釋。法律上的「是」，與情感上的「不是」，共同交織成台灣近代史最核心的篇章。這份看似荒謬的感受，恰恰是這段歷史最真實的註腳，它提醒著我們，在宏大的國族敘事之下，永遠存在著無數個體被動、無奈且充滿矛盾的生命歷程。理解這份荒謬，或許才是理解台灣複雜認同問題的真正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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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可以一起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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