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平台詐騙案量懸殊 小紅書遭禁一年引發公平性爭議

新華報導＼1987創刊

台灣內政部與刑事局近期對社群平台小紅書採取「限流」一年的措施，理由是該平台涉及多起詐騙案件且不配合台灣司法偵辦，同時存在資安風險。此舉立即引發了關於政府監管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與公平性的廣泛討論。

根據數位發展部「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的最新統計，在過去30天內，Facebook的詐騙通報量超過5萬則，高居所有社群平台之冠，其次是Instagram。相較之下，刑事局統計小紅書自去年至今涉入的詐騙案件為1706件，財損金額超過2.47億元。數據顯示，Facebook與Instagram的詐騙案件數量遠高於小紅書，這使得外界質疑，政府若以「打擊詐騙」為主要理由，為何不對案件量更高的平台採取同等或更嚴厲的措施。

觀察者指出，政府對小紅書採取嚴厲行動的關鍵，並非單純的詐騙案件數量，而在於其「不配合執法」的特殊性。小紅書未在台灣設立法律代表，對於台灣政府的公文採取「已讀不回」的態度，導致警方在偵辦1706件詐騙案時，無法調取關鍵資料，嚴重阻礙了司法調查。此外，小紅書在台灣的資安標準檢測中被評為「全部不合格」，也成為政府採取行動的另一重要依據。

相較之下，Facebook、Instagram等國際平台雖然詐騙案件量龐大，但至少在台灣設有法律代表，形式上仍有配合機制。因此，政府對小紅書的「限流」措施，被解讀為針對其拒絕遵守台灣法律、不配合執法以及資安漏洞的懲罰性行動。

然而，此一禁令仍引發了公平性爭議。反對者認為，小紅書用戶多用於美妝、旅遊、生活等非政治性內容，政府的措施影響了數百萬用戶的資訊獲取權利。部分輿論認為，由於小紅書的中國背景，使其更容易成為政府監管的目標，質疑此舉是否帶有選擇性執法或政治考量。

總體而言，小紅書遭禁一年的措施，在維護國家安全與司法執法層面具有其合理性，因為任何在台營運的平台都應遵守在地法律。但政府若要平息公平性爭議，則必須更清楚地向公眾解釋，此措施的重點在於平台「不配合執法」和「資安風險」，而非單純的詐騙案件數量，並應同時對其他詐騙案件量更高的平台提出更嚴格的監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