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營「側翼」變「側漏」：台中三席罷免慘敗背後的地方動員危機

新華報導＼專欄

7月26日的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罷免投票落幕，24位國民黨立委無一被成功罷免，其中台中市3位藍委羅廷瑋、黃健豪、廖偉翔更是以壓倒性的不同意票數守住席位。這場被視為民主問責的政治實驗，最終演變成藍綠動員力的全面檢驗，而民進黨在台中的表現，恰恰暴露了綠營地方組織動員的深層問題。

政治評論者普遍認為，台中罷免案的失敗，關鍵在於民進黨地方市議員未能發揮應有的催票效果。從數據來看，這個判斷並非空穴來風。以台中市第5選區黃健豪為例，不同意票高達11萬9381票，同意票僅8萬9073票，投票率55.95%。相較於2024年立委選舉黃健豪獲得超過13萬票的表現，藍營這次成功催出了約92%的支持者，而綠營的動員效果卻明顯不足。

在罷免活動的關鍵時刻，台中市議會民進黨團確實展現了表面上的積極參與。立委何欣純在投票前一天率領台中市議會民進黨團議員總動員，發起「7＼26決戰起跑」路口站行動，黨團總召王立任更是親自上陣，與罷團一起宣傳「大台中，我同意」的口號。然而，這種看似聲勢浩大的動員，在實際效果上卻顯得力不從心。

深入分析三個選區的情況，可以發現民進黨市議員參與的不均衡現象。在黃健豪的第5選區（北屯區、北區），雖然有陳政顯、陳文政、陳成添、賴順仁、沈佑蓮等多位市議員參與催票活動，但這個被稱為市長盧秀燕「政治本命區」的選區，藍營的組織動員明顯更勝一籌。相較之下，廖偉翔的第4選區（西屯區、南屯區）和羅廷瑋的第6選區，民進黨市議員的具體參與情況較為低調，缺乏大規模的組織動員。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民進黨對罷免運動的定位搖擺不定。從一開始的「公民先行」到後來的「罷團最大側翼」，民進黨始終未能建立明確的參與策略。據了解，在罷免運動初期，搶先投入的地方民代甚至面臨來自黨中央的壓力與側目，不敢大張旗鼓支持。這種曖昧的態度，直接影響了地方組織的動員意願和效果。

政治分析指出，民進黨在這次罷免戰中犯了「組織動員大漏氣」的致命錯誤。相較於藍營在台北市李彥秀、賴士葆選區催出9成以上支持者的表現，民進黨在多個關鍵選區僅催出基本盤的8成左右。在台中，這個問題更加明顯，民進黨市議員雖然在表面上參與了罷免活動，但缺乏有效的組織整合和深度動員。

文宣策略的失敗也是重要因素。儘管民進黨後來提出「罷免是愛」的口號，但這個訊息並未有效推廣到各個選區，僅靠公民團體的口耳相傳，難以形成足夠的動員力道。相較之下，藍營利用地方執政優勢，透過里長、樁腳等基層網絡，成功進行反罷動員。

台中三席罷免案的結果，羅廷瑋以不同意票86422票對同意票74012票過關，廖偉翔以不同意票106534票對同意票83812票獲勝，黃健豪更是以近3萬票的差距輕鬆守住席位。這些數字背後，反映的是藍綠兩營在地方組織動員上的明顯落差。

執政團隊的表現也成為拖累因素。總統賴清德的「團結國家十講」雖然立意良善，希望爭取更多中間選民支持，但從結果來看，反而激起了「反綠」選民的反罷意願。加上政院在面對各項議題時反應遲緩，都削弱了公民團體蓄積的能量。

展望未來，8月23日還有台中市第2、3、8選區的罷免投票即將登場。這次的慘敗經驗，對民進黨而言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如何重新整合地方組織力量，建立有效的動員機制，將是決定後續罷免戰成敗的關鍵因素。

台中罷免案的失敗，不僅是一次政治動員的挫敗，更暴露了民進黨在地方治理和組織建設上的結構性問題。當公民團體以素人之力推動民主問責時，執政黨的地方組織卻未能提供有效支撐，這種「側翼」變「側漏」的現象，值得所有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士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