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憲法，兩種解讀：當政治利益成為最高的準繩

《 鄭杰的觀點 》

憲法，理應是國家治理的磐石，是所有政治權力運作的最終依歸。然而，在當前台灣的政治光譜下，這部根本大法似乎正被扭曲成一面可以隨意翻轉的稜鏡，折射出的，是不同陣營的利益算計，而非其應有的莊嚴與穩定。

近期，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一方面高舉憲法旗幟，醞釀著對在野黨立法委員發動大規模罷免的可能性，其論述基礎，正是憲法賦予人民的創制複決之權。這場被外界稱為「大罷免」的政治風暴，在綠營的論述中，是捍衛民意、實踐直接民主的神聖權利，是憲法精神的具體展現。每一個動作，都彷彿是在提醒著在野陣營，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接受人民最嚴格的檢驗。

然而，場景一換，當立法院以其多數決，三讀通過了諸如《財政收支劃分法》等重大議案後，同一部憲法，卻在執政黨口中有了截然不同的解讀。面對在野黨挾人數優勢通過的法案，府院高層不再強調立法權的至高無上，反而祭出了「釋憲」與「不副署」的選項。原本應當依循憲政程序公布施行的法律，突然間被貼上了「違憲」的標籤，成為需要由大法官來裁決的爭議標的。

這種矛盾的現象，在政壇掀起了巨大的波瀾，也引發了深刻的質疑：一部憲法，為何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當政治行動有利於己方時，它便是必須遵循的圭臬；當立法結果不利於己方時，它就成了可以被挑戰、被擱置的對象。這種選擇性的憲法詮釋，正嚴重侵蝕著法律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

資深的觀察家指出，這種「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態度，是台灣政治長期以來最令人憂慮的困境。它將憲法從一個超越黨派的國家基石，降格為一個服務於特定政治議程的工具。當罷免權被視為鞏固執政優勢的武器，而立法權的行使卻能被行政權以釋憲為由輕易卡關，權力分立的平衡已然傾斜。這不僅造成了朝野之間更深的對立與不信任，更讓一般民眾對於「法治」的信念產生了動搖。

政府的執政正當性，源於其對憲法的忠誠。如果一部法律的命運，最終取決的不是其立法程序的完備性，而是執政者的政治好惡，那麼國家的根本大法，也將失去其應有的尊嚴。這場環繞著憲法解釋權的鬥爭，早已超越了單純的藍綠攻防，它觸及的核心問題是：在台灣的民主實踐中，究竟是憲法至上，還是權力至上？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深刻定義台灣未來的憲政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