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把尺照不到所有市長？從高雄氣爆到台中市府風波，盧秀燕為何成了綠媒最醒目的靶心

新華報導＼專欄

盧秀燕若只想當台中市長，台中市民當然可以依照道路是否暢通、垃圾是否清運、城市建設是否落地，以及市府團隊是否有效率來評價她。然而，當她被視為國民黨可能布局2028總統大選的重要人選，檢驗標準自然不會只停留在地方首長的日常施政。問題是，這套「總統級」的高標準，是否也曾經同樣套用在其他政黨的直轄市長身上？

近來台中從非洲豬瘟、垃圾與廚餘治理、中聯毒油，到市府秘書處洩密疑雲，接連成為輿論攻防的焦點。每一件事情的性質不同，責任也不能混為一談；有的是公共衛生與行政應變，有的是環境治理，有的是企業管理與監督爭議，也有案件仍在偵查階段，尚未走到司法定論。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把所有事件硬湊成一張政治起訴書，而是市府是否建立足以避免同類問題反覆發生的制度，以及市長是否願意對制度漏洞負起政治責任。

但同樣的問題也必須回頭照向台灣政治的另一側。2014年高雄氣爆造成重大死傷，監察院後續調查涉及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地下石化管線管理，以及中央與地方權責分工等問題。

陳菊及相關官員曾因被控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而接受司法調查，最後高雄地檢署作成不起訴處分，家屬聲請再議後，高雄高分檢駁回，再議程序終結。這個司法結果應被尊重，但刑事不起訴從來不等於政治責任與行政檢討自動歸零；反過來說，市政上的重大事故也不能因市長形象親切、政黨支持者聲音洪亮，就被媒體輕輕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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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氣爆之後，社會曾經看見官員請辭、重建、國賠、善款運用與管線管理等多重爭議交錯在一起。有人把責任推向中央，有人指向地方，有人把焦點放在企業，有人則追問市府早年是否掌握地下管線資訊。這些爭論本來就是民主社會應有的追問，只是問題在於，當政治顏色換了，追問的音量是否也跟著換檔？

如果同樣是市府體系的管理漏洞，藍營市長就被解讀成「市長無能、團隊失控」，綠營市長卻常被包裝成「歷史包袱、結構問題、個別官員疏失」，那麼媒體所謂的監督，最後恐怕只剩下對不同政黨採用不同焦距的攝影機。

再看桃園前市長鄭文燦的案件。鄭文燦被控在桃園市長任內涉及土地開發案收賄500萬元，檢方提起公訴後，他在公開庭訊中否認犯罪；案件仍應交由法院審理，不能因起訴就直接視為有罪。這起案件的媒體關注並非不存在，但比較值得觀察的是，若同樣的案件發生在國民黨地方首長身上，新聞標題、政論節目與社群剪輯，是否會迅速從「個案涉案」升高成「政黨文化」與「市府長期失控」？反之，若涉案者屬於綠營政治明星，部分論述是否又會努力將市長本人與整個市府切割，只留下「個人司法責任」這個狹窄框架？

這正是所謂媒體雙重標準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它未必表現在完全不報導，而可能表現在報導的排序、標題的情緒、追蹤的天數、邀請的來賓、畫面的重播次數，以及同一個動詞如何被換成不同的語氣。

藍營首長面對疑雲，常被要求立刻下台、全面負責；綠營首長面對類似爭議，則常先被提醒「不要政治操作」、「尊重司法」、「不能株連無辜」。尊重司法本來是正確原則，但這項原則不應只在自己人需要喘息時才被想起。

因此，盧秀燕是否因為可能參選2028而被刻意修理？答案很可能是，政治競爭確實會放大她的每一項施政失誤，尤其當她被視為國民黨可能挑戰總統大位的人選，對手與友軍媒體自然都會提高攻防強度。然而，這並不代表台中市府可以把所有批評都歸因於選舉鬥爭。只要事件確實涉及制度漏洞，市府就應該提出完整時間軸、責任分工、補救措施與防止重演的制度改革。政治人物可以質疑媒體的選擇性失焦，卻不能藉此迴避治理本身的考卷。

真正成熟的媒體監督，應該是同一把尺量所有市長，而不是拿放大鏡照藍營、拿濾鏡照綠營。高雄氣爆的司法不起訴應被尊重，台中秘書處洩密疑雲也同樣必須等待偵查與司法程序；但在司法之外，兩地市民都有權追問市府是否做好風險管理、官員是否即時負責、制度是否真的被修補。不能因一方是自己人，就把政治責任化成時代背景；也不能因另一方可能挑戰2028，就把每一項行政爭議直接加工成市長個人罪狀。

盧秀燕若要從台中走向總統府，確實必須回答台中市民：自己的市政府究竟管好了沒有？但同樣要回答的，還有那些長期以監督者自居的媒體：你們面對不同顏色的市長，是否也真的做到同一套標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被審判的就不只是盧秀燕的治理能力，也是台灣媒體自稱公平監督時，究竟有沒有先把自己的政治濾鏡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