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與韓國的憲法法庭以超然的姿態,對國家最高領導人做出震撼性裁決?台灣司法還能守住最後防線?
新華報導\特稿
一場泰國總理佩通坦遭解職的判決,在曼谷街頭化為無痕;一紙韓國總統尹錫悅有罪的裁定,在首爾的政治風暴中落地為聲。近期,泰國與韓國的憲法法庭,以超然的姿態,對國家最高領導人做出震撼性裁決,卻未引發劇烈的政治對抗。這份寧靜,源自人民對司法公正性的集體信賴,也反襯出台灣社會對其大法官們,那份既期待又充滿疑慮的複雜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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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取自網路) |
當前台灣「民進黨執政,但國會人數少於在野黨」的狀況下,是典型「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執政黨手握行政優勢,理論上政策推行應是暢行無阻,但為何關於大法官公正性的焦慮,卻不減反增?這不禁讓人深思,當權力高度集中時,憲法法庭究竟是制衡的最後一道防線,還是淪為替政策背書的橡皮圖章?
問題的癥結,在於權力分立的理想,正面臨著人性與制度的雙重考驗。在「朝大野小」的格局下,總統不僅提名大法官,其所屬政黨卻沒有絕對優勢。這使得大法官的任命過程,從一場跨黨派的嚴格審查,變質為執政黨內部意志的貫徹。在野黨對提名人選的質疑聲量自然響亮,執政黨在國會難以撼動最終的投票結果。
這種結構性的傾斜,讓大法官從上任之初,便難以擺脫「總統人馬」、「執政黨親信」的標籤。信任的基石一旦蒙上陰影,未來無論憲法法庭做出任何判決,特別是涉及重大爭議性法案或政府權力邊界的解釋時,都很難不被外界質疑其背後,是否存在政治考量,而非純粹的法學思辨。
更令人憂慮的是,當行政與立法鐵板一塊,憲法法庭便成為監督與制衡的唯一希望。然而,正是這份沉重的期待,使其處境更顯尷尬。若大法官對執政黨強力推動的法案做出「合憲」裁決,容易被批評為「為政策護航」、「淪為御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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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取自網路) |
若做出「違憲」宣告,則可能引發執政聯盟內部「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政治風暴,甚至影響其未來的連任或提名。這種兩難困境,讓大法官的每一次下槌,都像在走鋼索,不僅要權衡法理,更要掂量政治的千鈞之重。
這也解釋了為何在野黨對於大法官的政治光譜與過往言行,會以近乎苛刻的標準進行檢視——因為在權力失衡的棋盤上,他們是防止「贏者全拿」的最後一顆棋子。
要讓這座天秤回歸平衡,台灣需要的是一場超越黨派的制度性革新。改革大法官提名機制,建立一個由跨黨派、司法界、學術界及公民代表組成的獨立提名委員會,或許是打破當前僵局的第一步。此舉能從源頭上確保候選人的專業性與多元性,降低單一政黨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強化判決的社會溝通,用更透明、更淺白的方式向公眾說明判決的法理依據,讓憲法精神真正走入民間,而非停留在象牙塔內。最終,信任的重建,不僅是司法的責任,更是整個政治文化的共同功課。唯有當執政者有自我約束的胸襟,在野者有理性監督的智慧,而人民能以法理而非立場來評判判決時,台灣的憲法法庭,才能真正擺脫政治的陰影,成為那座人人信服的青天白日下的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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