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灑記者會，狀告北京城：陳佩琪的驚天一語，觸動兩岸最敏感神經

新華報導＼ˋ專欄

一場本應聚焦司法個案的記者會，卻因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妻子陳佩琪的一句驚人之語，瞬間引爆了台灣政壇，並在兩岸之間投下了一顆震撼彈。當她淚灑現場，聲稱要帶著丈夫的照片，跨越海峽，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告狀」，控訴台灣司法不公時，這個行動本身無論最終是否成行，都已遠遠超出了案件本身，觸及了兩岸關係中最核心、也最敏感的主權與治權議題。這不僅是一場個人的悲情控訴，更是一次充滿高度政治象徵的展演，精準地將台灣內部的司法爭議，提升至兩岸對峙的政治層面，迫使各方重新審視在複雜的兩岸關係下，司法與政治那條模糊的界線。

事件的導火線，源於柯文哲因京華城等案遭羈押近一年。在最近一次的庭訊後，陳佩琪在記者會上情緒激動，聲淚俱下。她指控司法不公，並表示丈夫的健康狀況堪憂。在描述對台灣司法系統的失望與無助時，她脫口而出，如果丈夫無法活著走出，她將帶著他的照片，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向全世界控訴台灣的「凶惡殘暴的政務」。

這番言論一出，立即在台灣社會引發軒然大波。支持者認為這是為夫伸冤的悲壯之舉，是弱女子在體制內的無力吶喊；反對者則痛批此舉是「引清兵入關」，是對台灣司法主權的踐踏，更是向威權體制的屈膝。一時間，輿論沸騰，各種解讀與批判紛至沓來。

（圖片取自網路）

從法律層面來看，陳佩琪的「北京告狀」之說，在實務上幾乎不具可行性。兩岸之間擁有各自獨立的司法體系，互不隸屬。根據國際法普遍承認的「屬地原則」，案件的管轄權通常歸屬於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司法機關。柯文哲所涉案件，從偵查、起訴到審判，所有環節均在台灣境內，相關人證、物證也都在台灣。因此，台灣的法院擁有無可爭議的司法管轄權。中國大陸的法院，對於這樣一個純粹發生在台灣內部的案件，並無任何法律基礎可以受理。即便陳佩琪真的前往北京，也只會被視為個人的「信訪」或陳情，而不可能啟動任何正式的司法程序。過去兩岸雖簽署有《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但其範疇主要在於情報交換、文書送達、證據調查等程序上的互助，絕不涉及一方司法機關對另一方管轄案件的實質審判。陳佩琪的說法，更多的是一種情緒性的宣洩，而非理性的法律行動。

然而，此事件的真正引爆點，在於其濃厚的政治意涵。在兩岸關係高度敏感的當下，任何將台灣內部事務與對岸連結的言行，都會被賦予極其複雜的政治解讀。陳佩琪的「北京告狀」，在政治光譜的不同位置，被解讀出截然不同的意涵。在部分人士看來，這無異於向國際社會宣告，台灣的司法已死，必須尋求外部力量的介入，而這個「外部力量」，恰恰是北京。這種將自身定位為「受害者」，向對岸「求援」的姿態，在許多台灣民眾眼中，是對台灣主體性的嚴重傷害。這不僅僅是對台灣司法獨立性的否定，更在客觀上營造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內部紛爭可由中央處理」的印象。這種做法，無論其主觀意圖為何，都已實質上將自己推向了統獨光譜的極端，觸動了台灣社會最敏感的國族認同神經。

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棘手的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凝聚內部共識、凸顯台灣主體性的機會。而對於在野陣營，如何在此事件中找到一個既能聲援柯文哲，又不至於傷害台灣主體性的論述，則成為一個艱難的課題。

陳佩琪的一滴淚，一句話，如同投入湖心的一顆石子，激起的漣漪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這場風波，最終或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平息，但其所揭示的，卻是台灣社會在面對內部爭議與外部壓力時的深層焦慮。當司法案件輕易地被拉升至政治對抗的層次，當個人的悲情控訴與國族認同的敏感神經交織在一起時，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是一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如何堅守司法獨立的最後一道防線，如何在複雜的兩岸關係中維持台灣的主體性，將是這次事件留給台灣社會最深刻的思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