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口下的兒少保護與知情權 台中持槍案「蓋牌」風波的深層詰問

新華報導＼特稿

今日的議事堂，一場關於治安資訊公開的火爆質詢，揭開了公共利益與法律倫理之間難解的矛盾。民進黨籍市議員蔡耀頡與警察局長吳敬田的交鋒，核心圍繞著一宗駭人聽聞的持槍闖入兒童泳池案，以及警方對該案資訊披露的尺度問題。

議員質疑警方「蓋牌」，意圖掩蓋社會治安的嚴重性；局長則堅稱是基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簡稱兒少法）的保護原則。這場爭論，不僅是政治攻防，更是對現代社會中，政府資訊透明度與弱勢群體保護界線的一次深刻詰問。

事件的起因，是發生在今年十月國慶日當晚的一宗惡性案件。一名陳姓男子在吸食大量毒品後，持改造手槍闖入台中市西屯區一間兒童游泳學校，並將槍口指向現場的教練與兩名年幼的學童（分別為六歲與七歲），甚至扣動了扳機。所幸槍枝卡彈，未釀成悲劇。警方迅速到場將其逮捕，並查獲毒品與槍枝。

然而，議員們在質詢時指出，警方在案發隔天發布的新聞稿中，僅輕描淡寫地提及嫌犯吸毒與後續「砸車」的毀損行為，對於最關鍵、最駭人聽聞的「持槍瞄準兒童並扣動扳機」情節隻字未提。直到檢方日前依殺人未遂罪嫌起訴，事件的完整真相才公諸於世，引發輿論譁然，並讓議員們怒批市府企圖「蓋牌」，粉飾太平。

面對議員的嚴厲指控，警察局長吳敬田的辯護，將爭議從治安問題導向了法律與倫理的層面。

吳局長解釋，兩名受害者是年幼的兒童，警方是基於「兒少保護」的原則，避免在新聞稿中，揭露足以識別受害兒童身分的資訊，以保護他們的隱私和身心健康。他強調，警方在第一時間已向家長說明案情，並非完全隱匿。

局長的說法，援引了《兒少法》中關於保護兒少隱私權的精神，試圖在公共知情權與個案保護之間，尋求平衡。

然而，這場「孰是孰非」的爭論，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議員的質疑具有正當性。一起涉及毒品、槍枝、且目標指向兒童的殺人未遂案，其嚴重性遠超一般的毀損或吸毒案件。公眾有權利知道社會治安面臨的真實威脅，特別是當威脅發生在兒童聚集的場所時。

警方的資訊「選擇性」披露，客觀上造成了社會對案件嚴重性的低估，也讓市民對地方政府的治安治理產生疑慮，進而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這種「報喜不報憂」的作法，很容易被解讀為政治考量下的「蓋牌」行為。

但從法律與人權的角度審視，局長所言的「兒少保護」亦有其依據。兒少法旨在確保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其中對於涉及兒少的案件資訊公開，確實有嚴格的限制，以避免對受害兒少，造成二次傷害或標籤化。

問題的癥結在於，警方是否能在保護兒少個資的前提下，以更為審慎和透明的方式，揭露案件中涉及的「公共危險」要素。例如，在不透露受害者年齡、性別、就讀學校等個資的情況下，明確指出「嫌犯持槍對現場人員及兒童扣動扳機」這一關鍵事實，既能滿足公眾對治安真相的知情權，也能警示社會大眾此類犯罪的嚴重性，同時避免對受害兒少造成直接傷害。

這場風波，最終指向了政府在處理涉及兒少重大案件時，資訊公開政策的精細化與標準化問題。如何在保障公眾知情權、維護政府透明度與履行兒少保護的法律義務之間，找到一條更為清晰、更具操作性的中道，是政府必須面對的挑戰。

單純以「兒少法」為由，對關鍵事實進行「技術性隱匿」，雖然在形式上符合保護精神，但在實質上卻可能因損害公信力，而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資深記者認為，政府應建立一套更為成熟的危機溝通機制，在重大治安事件中，以「最小傷害原則」來平衡資訊公開，讓真相在保護的框架下，依然能發揮其警示社會、監督政府的公共價值。這不僅是對議員質詢的回應，更是對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最低要求。